年，朝鲜战局我志愿军将士，进入到了巩固阵地作战阶段，他们利用相对稳定的战场形势，坚守阵地，并依托坑道、野战工事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积极寻求扩大战果。
然而，此时为抗美援朝殚精竭虑的彭德怀，却经常感到身体不适，最初他以为是连年征战导致旧疾复发，因此并未放在心上。可没过多久，彭德怀额头上又长出了一个瘤子，战地医生担心病情危机，因此建议彭总回国治疗。
彭德怀认为当下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形势复杂严峻，回国治病恐怕会贻误战机，因此他叮嘱医生不要大惊小怪、四处宣扬，然后便像没事一般继续研究对敌作战。
万般无奈之下，医生将彭总的病情报告了邓华、洪学智等人，最终又汇报到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要求彭德怀尽快回国接受治疗。
4月12日，在邓华、洪学智等人的一再催促下，彭德怀才从朝鲜战场秘密回到了国内。
周恩来亲自到北京饭店探望彭德怀，并就诊治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后来，医院专家检查会诊，彭德怀额头上的瘤子被确诊为良性脂肪瘤。
4月下旬，彭德医院的高干病房，随即对脂肪瘤进行了切除。术后十多天，彭德怀病情刚刚好转便张罗着要重返朝鲜战场。
然而，出乎彭德怀意料的是，中央在要求他继续留京休养的同时，周恩来却在7月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由他出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彭德怀对这一提议感到非常意外，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他就曾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他志不在此，也深感其他同志更胜任这一岗位。
因此，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当面提出，自己担任总参谋长不合适，想担任王震那个角色，去搞农垦事业。随后，彭德怀又列举了高岗、邓小平两个适合担任总参谋长的人员。然而，最终交谈的结果，不是彭德怀说服了毛泽东，而是被毛泽东所说服。
7月9日，一直兼顾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致军委的一份报告中正式提出，
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从此，彭德怀又一次肩负起了新的军事使命。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讲述的，正是彭德怀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以及在学习苏军的大背景下，曾设想取消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一段弯路。好在彭德怀在罗荣桓的极力反对之下，认识到了这一做法对军队建设的潜在危害性，并及时予以了纠正。
那么，虽然后来彭德怀与罗荣桓同为元帅，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为何有底气在学习苏军的背景下，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公然唱起了反调呢？
下面，我们就来回望一下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
01学习苏军背景下的军委工作
彭德怀刚刚接管军委日常工作，便被繁重的事务搞得应接不暇。每天睁开眼睛便是工作，刚坐下就有人请示、报告，夜晚还要批阅各类文电，有时夜间还要列席中央书记处的碰头会，常常忙得通宵达旦。
此时，我国正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且认为要实现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必须向苏联老大哥的军队学习。因此，党中央在研究和借鉴苏联建军经验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苏联军事顾问援华。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就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前往苏联，就空军装备采购、飞行员培养，以及聘任苏军顾问来华等事宜进行协商。最终，苏联向我国出售飞机多架，并派出多名空军顾问来华，协助我军创办了6所航校。
紧接着，苏联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又派出由总负责人柯瓦廖夫带队的多名顾问、专家，来华协助指导我国的各项建设，其中也有不少军事顾问。
当时，党中央对于在各个领域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是抱着积极学习和虚怀若谷的态度的。毛泽东曾就此鲜明指出：
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而在年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学训词中，毛泽东更是进一步指出，
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领袖多次强调向苏联学习，自然在全军上下掀起了更高的学习热潮。随后，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海军、空军各兵种及院校，也都相应地聘请了对口的苏联专家。当时，全军上下聘请的苏军顾问、专家多达上千人。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不久，苏联军事顾问提出的“应迅速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兵役机构，以利于实行兵役法，且兵役机构的建立应早于兵役法颁布之前”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随即要求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组织讨论兵役机构问题，并就征兵制实施和兵役机构的建立明确了大体时限。
彭德怀在落实这一指示的同时，还就进一步健全军委机关想出了不少办法。而毛泽东所说的“讨论兵役机构的军委例会”，便是彭德怀为了便于军委领导“互通声气、统一协调、及时解决问题”所创建的集体办公机制，于是军委原来的不定期办公会议，就变成每周一次的军委例会固定了下来。
彭德怀还着眼国防建设急需，先后从各大军区抽调了一批高级干部，充实军委机关领导力量。而针对军委和各大军区机关编制、职责问题，彭德怀还邀请苏联顾问多次作报告，并在苏联顾问、专家的指导下制定出了各级机关的编制与职责。
此外，彭德怀还就领导机关建立检查工作制度提出了要求，明确各级领导每年至少深入基层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解决问题，切实提高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
02彭德怀设想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政治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并建立形成了“连支部、营党委、团党委、军党委”四级党的领导机关，在部队建立起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年，毛泽东在红四军率先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此后全军进一步完善落实这一制度，并确定了各级军政主官均为同级首长。
在全军学习苏军的背景下，苏联顾问便主张中国军队也应该借鉴他们的“一长制”模式，即按照苏军的体制，取消我们的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
年上半年，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反复提议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显然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一次，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提出，军队团以上政治部（处），可以不再设立政治部（处）主任一职，这一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这样抽出的一批政治工作干部，经过培养后转任军事指挥员岗位。随后，彭德怀的这一提议，被当作军委决定正式下发全军施行。
4月中旬，彭德怀在审议《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又将有关营教导员、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掉，表明他在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上不想搞“一刀切”，而是准备“摸着石头过河”，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
到了5月份的时候，大量借鉴苏军条令的我军《内务条令》正式颁布施行，而其中有关营、连两级首长的规定，却只明确营长、连长是营、连首长，已经不再承认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为首长。在坦克连队中，坦克里也没了连指导员的位置。这表明，彭德怀设想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已经率先从营、连两级正式试点推行。
彭德怀学习苏军“一长制”，虽然在试行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上迈开了实质步伐，但他也保持着一定的清醒，对苏联顾问也有诸多困惑与不满之处。
盲目听从顾问纸上谈兵，我军是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年，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身份来到苏区，他的错误指挥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广昌一战，致使红军伤亡多人。战后，彭德怀曾痛心疾首地当面斥责李德，指出他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如今，苏联军事顾问协助我军开展的一些工作，也曾使彭德怀产生过怀疑与不满。
比如，为了有效防范美帝飞机袭扰我沿海地区，防空部队从苏联进口了大量火炮，并按苏联军事顾问的要求，构筑了相应的海岸阵地。
而当彭德怀前往山东、海南检查时，便立即发现了这些阵地的诸多隐患：
一，阵地全部处于暴露状态，对空毫无遮蔽；
二，火炮被配置在最前沿，工事墙体单薄（为30至50厘米左右的水泥工事），不仅难以抵御敌机的狂轰乱炸，即使飞来几个弹片也难以抵挡；
三，炮与炮之间距离太近（炮距约为40米），中间地带还设置了弹药库，而且还都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这样的火炮阵地，只要一枚重磅炸弹或是凝固汽油弹落入阵地，便有损失殆尽的危险。
面对苏联军事专家主导设计的这些海岸炮阵地，彭德怀立即报告毛泽东，并迅速组织力量着眼实战要求，对阵地进行了改建、重建。
其实，在我军高级将领当中，对苏联顾问的指导抱有质疑态度的，远不止彭德怀一人。
当时，筹建陆军大学的刘伯承，便敏锐地意识到，不加思考、不结合实际，盲目拔高苏联顾问地位，盲从听从他们的意见，对我军建设发展是不利的。
因此，刘伯承曾就此问题向周恩来进言，他说自己考虑了很长时间，还是认为对待苏联顾问，称“顾问”不如称呼“专家”好。称“顾问”，我们就得时时“顾”着人家的“过问”；但称呼“专家”就宽松、超脱多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们请你，你就讲，我们不请，你们就不用事事干预过问嘛！
周恩来听后深以为然，这也是“苏联顾问”、“军事专家”两个称呼并称的由来。事实证明，刘伯承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03罗荣桓为啥有底气唱反调？
彭德怀采纳苏联顾问建议，从营、连两级开始试点“一长制”、探索取消我军政治委员制度，此时引起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的高度重视与深切思考。
年夏天，罗荣桓因病在北戴河疗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前去看望他，罗荣桓趁此机会向彭德怀当面陈词，他颇为感慨地说道：
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
彭德怀认真倾听了罗荣桓的真知灼见与肺腑之言，对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在举一反三、深思熟虑后，果断改变了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的设想。
在年10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在所作报告中，对苏联的“一长制”只字未提，而是十分详尽地阐述了军队必须实行“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意义与作用。至此，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的设想，被彭德怀彻底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那么，读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心生疑问，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完全是在彭德怀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他为啥有底气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公然唱反调呢？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梳洗一下，罗荣桓在我军政治领域的独特地位，以及彭德怀对我军建设的极端负责，还有当时的大的环境、背景，就不难发现罗荣桓唱反调的底气从何而来了。
一，罗荣桓是我军政治工作“巨匠”。
罗荣桓从年任特务连党代表开始，直到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长，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军队党的工作，他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奠基人，也是我军名副其实的政治工作“巨匠”。
为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罗荣桓作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杰出的才能和智慧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红军时期，罗荣桓就以善于化解矛盾、善作官兵的思想工作著称。
有一天因为天气寒冷，一个战士便在夜晚宿营时偷拿老乡的木柴烤火。当时还只是班长的黄永胜，发现这一违纪行为后，对这名战士进行教育时又遭遇了顶撞，便动手打了战士一记耳光，事情影响很大。
罗荣桓找到黄永胜，问明情况后便耐心地说：
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清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今后无论如何不能打人，回去好好想想。
在罗荣桓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面前，黄永胜意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其他干部战士也深受教育。
这件事，只是罗荣桓以身作则，亲自做官兵思想工作的一个缩影。到了年夏季，由罗荣桓在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倡导的诉苦运动，成为部队增强政治觉悟、提振官兵士气最迅速、最有效的办法。
年9月2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诉苦运动经验……
面对彭德怀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的设想，由我军政治工作“巨匠”、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出面陈词，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二，毛泽东反对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对于彭德怀准备借鉴苏军“一长制”，直接出面做彭德怀工作的是罗荣桓，而实际上背后把关定调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提倡学习苏联，但却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主张在学习别人先进经验的同时，要结合实际研究敌情、友情。他在一次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时就曾深刻指出：
目前，苏联顾问搞的作战计划、想定等，都是进攻的，都是胜仗，没有防御，没有打败仗的，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有些人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是经验主义。要知道朝鲜战争是个大战，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一定要总结。
紧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
关于学习苏联，对内讲批判地学习，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
三，彭德怀虚怀若谷，对军队建设极端负责
彭德怀一生为党和军队建设殚精竭虑，对于设想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也是他出于借鉴先进治军经验，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所进行的探索、摸索，彭德怀虽然受到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影响，但最终目的也是出于对军队建设的极端负责。
因此，当自己的下级向他当面陈词时，彭德怀不仅没有丝毫不快，反而认真倾听、虚心纳谏，最终及时止损、采纳了罗荣桓的意见。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才使罗荣桓有了唱反调的底气。
如今，人民解放军正沿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回首毛泽东、彭德怀、罗荣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为军队建设所进行的艰辛探索，依旧令人为之钦佩、动容！
谨以此文，向他们表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