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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地主分子，我们的脑海里即刻浮现出压迫、剥削、反动、腐朽等阴暗的字眼，我们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世仁、彭霸天、周扒皮、刘文彩等丑恶的形象。周扒皮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在我们的词典里，在我们的所有文献和宣传资料上，地主阶级都是为富不仁、骄奢淫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坏家伙，而且所有的地主都是坏家伙，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我们要批斗之，打倒之，消灭之。只有打倒了地主阶级，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幸福生活。可是，多少年来，我仔细调查和观察我们村的地主，又访问了周围几十个、上百个村子里的地主，发现这里的地主和长期宣传的地主大都对不上号。在这里，你想找一个*世仁、周扒皮一样的地主，写一点材料搞一些宣传，竟然很难办到。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就先说说我们村的地主吧。一、一辈子要求翻案的地主我们村有个地主，由于在家族中排行老九，辈分较高，人称“九爷”。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却一直不服气，不承认。他在大街上，当着众人面，也敢大声吆喝：“他们说我是地主，我不是地主!他们做了小动作，硬把我划成地主，我不承认!不服气!”他敢这样说，也敢这样做。大队召开四类分子会议，喇叭里吆喝了几遍，他就是不去参加;公社里安排义务劳动，命令四类分子去5里外的公路上义务修路，他就是不去。一日，大队会计拿着一封信，让他尽义务送到公社。他背着手，瞪着眼，说道：“你大队的信，凭什么叫我送?”会计说：“这是地主富农们应尽的义务!村东头的几个地主都义务送过信了，现在轮到你了!”九爷说：“我不是地主，凭什么轮到我啦!”“什么?”大队会计暴跳起来，“你敢说你不是地主?大队的档案里，公社的底册里，明明白白写着，你就是地主分子，你想翻案吗?你想变天吗?”九爷也恼火了：“我就不是地主，他们把我诬赖成了地主!你们把我枪毙了，我也不是地主!”大队会计回去一汇报，几个大队干部顿时怒火中烧，一致决定于当天晚上召开批斗大会，要狠刹地主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集中了全大队的大小干部、*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在明亮的电灯下，大队支书讲了一番开展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四类分子和阶级敌人的危害性，然后喊道：“把地主分子马老九押上来!”几个民兵在背后扭着胳膊，将九爷从外边押了进来，扭到讲台上。支书和会计厉声说道：“你这地主分子一贯不老实，抗拒改造!说，叫你去修路，为什么不去?叫你去送信，为什么不送?!”九爷说：“因为我不是地主，我不应该去!”话音未落，“啪!”一个耳光打到脸上。他刚用手捂到脸上，“咚!”的一声，一个拳头将他打下讲台，趴到了地下。他“妈呀妈呀”地叫着，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嘴角上流出了鲜血。人们想，这下把他打怕了吧?把他扭到讲台上，人们厉声问道：“你到底是不是地主?”他回答：“我不是地主!”紧接着又是冰雹一般的拳头和耳光。已经是遍体鳞伤的他依然脖子挭着：“你是地主不是地主?”“我不是地主!”“你翻案不翻案?”“翻案!”这是年的一次批斗会。九爷在50年代就要求翻案，那时好像没有开过批斗会。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批斗会可谓家常便饭，九爷不知被批斗了多少次，不知挨了多少次拳头和耳光，浑身的旧伤未愈，新伤又来，但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不仅拒不参加四类分子会议，不服从大小干部分派的义务劳动，而且不断上访，要求翻案。大队跑罢去公社，公社跑罢去县里，县里跑罢去专区。专区推到县里，县里推到公社，公社推到大队，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他几乎年年都奔波在上访、翻案的路上。有时某个领导生气了，一个“你们那里的地主分子上蹿下跳，告状翻案，你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哪里去了!”大队干部就会立刻派人把他揪回来，批斗一回。一日，公社驻大队工作队侯队长找着我，问道：“你是大队理论骨干，我问你，你们这个生产队的生产一直上不去，原因何在?”我说：“这个队的班子领导不力，人心涣散，社员们出工不出力……”侯队长说：“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你没有抓住纲，光抓住目，怎么能解决问题?亏你还是理论骨干呢!我再问你，你们这里有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吗?”我说：“四类分子不多，只有一个地主，人家一直不承认，到处上访告状，要求翻案。”侯队长一下跳了起来：“这不就得了!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嘛!地主分子要求翻案，这是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分子!”于是当天下午，5个生产队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将九爷和另外几个地主拉出来，狠狠批斗了一回。九爷的脸上又多了几道伤痕，大队白白浪费了几百个工日。这次对九爷的批斗会，虽然不是我主张开的，但因为侯队长从我家出来后，马上就批斗九爷，所以九爷以为是我向侯队长提供了消息，多年来一直对我耿耿于怀。多年来，我对九爷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地主，一直喊冤，一直要求翻案，感到困惑不解。别的地主大都逆来顺受，自认命苦，这家伙为何死不认命，不屈抗争，30来年一直要求翻案?我曾多方打听、询问，皆不得要领。一日我和一位土改时曾任农会主席、参与划分成分的老干部老聂一起出工，我俩谈得投机，心里一热，他终于说了实话。他吸着我让给他的烟，说道：“马老九的地主帽子，我最清楚，那就是我们硬给他安的!大概是年，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40亩上好土地。可这家伙不务正业，不想种地，喜欢往西安跑，做点小生意，打点零工。那一年，他把家里的40亩地让给村里几户邻居耕种，对邻居说：‘你种着我的地，我啥也不要，只要地不荒就行。’他跑到西安一个工厂里做零工。做了两年，吃不了苦，又跑了回来。恰好家乡刚解放，村里搞土改，开始划成分。马老九该怎样划?我们几位土改干部认为，这家伙土地不少，却让别人耕种;这算不算雇工?这可能不算雇工，因为人家三年多没有收一分钱租子，不好划地主，但是这家伙不务正业，光往西安跑，婆娘娃子也不管。平时说话盛气凌人，是个犟驴，给他弄个地主帽子戴上，限制他，绑住他，不让他乱跑，在家照护婆娘娃子。所以就给他划成地主成分。”我听罢大吃一惊：“啊，马老九的地主帽子就是这样来的?你们真是胡来!人家有地不假，可人家把土地交给别人种，一分钱租子也没收，别人占了便宜，是剥削了他，他是被人剥削，你怎么给他弄了个地主?你平白无故叫人家几十年受尽了迫害，受尽了屈辱!怪不得人家一直喊冤，要求翻案!”老聂吐了口烟，苦笑着说：“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这‘地主帽子’这样厉害。后来发现一旦成了地主，又是修路，又是送信，又是批斗，受尽苦楚，我于心不忍，想叫公社给他的帽子摘了。不料公社书记把我狠批了一顿，说我阶级路线不清，为地主阶级说话!嗨，这地主帽子一旦戴上，就去不掉啦!不仅马老九闹翻案，几十年也不行，咱这土改老干部去说也不行啦!”年，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帽子统统被摘掉了。没了“帽子”的九爷，对着大队干部冷笑一声，跑到西安一个工厂当了工人，接着把一家人都带到城市转为市民，两个儿子也当了工人。他家成了全村第一户进大城市“农转非”家庭。十几年后，九爷回来探亲，可谓衣锦还乡，十分风光。西装革履的九爷，满面红光地来到我的院子里，高声叫道：“马老师，我回来啦!”我连忙出来迎接，握住九爷的手，笑着说：“你这城市工人阶级，来看望农民兄弟啦!”“我这‘还乡团’回来啦，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这无产阶级专*，赶紧来呀!”我心里一惊，知道他是在报复当年侯队长批斗他的那件事。我赶忙解释，那年是侯队长非要开会批斗你，我其实是不同意的。九爷“哈哈”大笑起来：“给你开玩笑!我还不知道，你是文化人，也是老实人，你还会去批斗人?你爹一场冤案，把你弄得家破人亡，你受了多少罪，我还不清楚?现在你混得不错嘛，考上了大学，当了高中教师。这也叫善有善报嘛!九爷没有你文化高，可也混得不赖嘛!我倒要看看，那些心术不正，总想用‘大帽子’整人的人，那些斗了我几十年的人，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他们是什么下场!”二、勤俭节约的地主在马姓家族中，有一对亲兄弟，根据堂兄弟们的排行，人称老三、老四，我称之为为三伯、四伯。在土改划成分时，三伯被划为地主，受尽屈辱;四伯却被划为贫农，十分荣耀。我一直感到奇怪：一对亲兄弟，原本是一家人，怎么一个成了地主，一个成了贫农呢?原来，他们的父亲继承父业，家产十分丰厚。在上世纪40年代即将去世时，将家产全部分给了两个儿子。每人30亩土地，三间青砖到顶的大上房，外加一千块大洋。弟兄二人都成了坐拥财富、家底殷实、吃喝不愁的大户人家。这样正常发展下去，这二人肯定都是名副其实的地主。而后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分得家产以后，弟兄二人的做法却大相径庭。四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挥金如土，经常在西安和洛阳之间来回跑腾，把钱都扔到了赌场和妓院，加上做生意赔了本，先卖房子，再卖田产，三年多功夫，就把丰厚的家产挥霍殆尽。恰逢家乡解放，搞土地改革，四伯当然就被划为贫农，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每天吆五喝六，把富人家里的财产往自己家里搬。而三伯却是勤劳能干，勤俭节约，每天带领全家男女老少，起五更，打*昏，风里来，雨里去，土地越种越多，粮食越打越多。家里人手不够，就雇了几个长工和短工。家里人必须和长工一起干活。三伯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小气、吝啬，常年粗布旧衣，粗茶淡饭。家里粮食堆满仓，白馍也不能随便吃，省下粮食要粜成钱，有了钱再去置卖田产。只有请来长工、短工干重体力活时，全家人才能跟着吃上肉或豆腐。一次，他带领四个长工赶着马车去陕州拉货，到观音堂要吃饭。他在一个大饭店置办了一桌酒席，四荤四素四汤，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他让长工们先吃。长工们一边吃着一边说道：“马掌柜，你也坐下吃吧!”他摆摆手说：“我在家吃过了，你们吃吧!我到外边照管牲口。”待长工们酒足饭饱，叼着香烟出来的时候，他来到饭店，将那些剩菜剩汤剩馍，飞快地往嘴里塞，一阵风卷残云之后，用手一抹嘴，走出来笑着说：“诸位吃饱吃好了吗?吃好了咱就走!”长工们见老掌柜如此作派，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拼命劳作，报效主子!所以，三伯家长工们的劳动效率非常高，而三村四方的农民也都愿意到三伯家当长工(长工的工资是每年10布袋小麦，约斤)。报名的人多了，三伯就要用苛刻的办法考试录用了。他考试的办法很特别，一是看干活，而是看吃饭。干活多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这“吃饭”是怎么考试呢?一是看你是否吃得多，二是看你是否吃得快。他说：“吃饭看做活，能吃才能干。一个壮汉子，一顿饭吃不了三、五个白蒸馍，不能狼吞虎咽，怎么指望你给我出大力，干大活!”三伯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拾肥、积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上肥，等于瞎球混”。自家的人粪、牲口肥自然要全部收存，牲口外出拉货，他都要跟着，用筐子将骡马粪收起来。有时，正在行进的高骡子大马屁股撅起来要屙了，来不及拿筐子，他就扑上去用自己穿的袍子接住臭烘烘的巴巴，再放到筐子里。三伯投入时间最多的是外出拾粪。他每天起五更，肩背柳筐，手提粪叉，走东街，串西巷，将整个村子跑了个遍。村子拾遍了，就顺着大路上的马车印往前赶。他的柳筐里，马粪骡粪驴粪牛粪猪粪羊粪鸡粪，几乎都有。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就拾了满满一筐粪，像拾了一筐子丰硕的果实一样，紧紧贴着身子，笑眯眯地背回家里。此时，长工们才刚醒来。由于三伯勤劳能干，吃苦节俭，精打细算，又善于经营管理，擅长运筹谋划，他的家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几年间土地达到60余亩，房产达到20多间，大马车两辆，大牲口6头，在观音堂和英豪街购买了四套店铺(做生意的门面房)，家里雇的长工最多时达10人。成了十里八乡人人羡慕的富裕大户。然而土改风暴一来，三伯可就倒了大霉。他被理所当然地划成地主分子，在大会小会上遭到无情的批斗。他家的所有财产都被全部没收，然后再分给穷人。按照*策，他家也可以和贫下中农一样分得一份财产和土地，但掌管分配大权的干部出于对阶级敌人的鄙视和义愤，给他分的尽是赖地、薄地和旧房子。他雇的那些长工们，在阶级斗争意识的启发教育下，也开始纷纷变脸。因为某一次干活不顺心、某一次分配不合理、某一次掌柜看他不顺眼，就站出来控诉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行。 三伯一下子成了不名一文的穷光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那个破旧潮湿的旧房子里，三伯和三娘(地主婆)不知哭了多少回。这下子四伯开始趾高气扬了。他把偌大家产挥霍光以后，成了光荣的贫农，分得了一批不菲的财产，还成了吆五喝六的农会小干部。他来到三哥家中，教育三伯了：“三哥，这下你知道啥好啥坏、啥高啥低了吧?这几年你成天指责我，说我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是个败家子!现在怎么样?我是个贫农，分得了好地好房。咱过去是吃香的喝辣的，现在依然是喝辣的吃香的!你倒好，累死累活，省吃俭用，顶什么用?弄了个地主帽子!过去你吃苦受累，现在依然是受累吃苦!三哥你说说，在共产*领导下，是你那一套管用，还是我这一套管用?”一席话，说得三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过后气得捶胸顿足，却是哑巴吃*连，有苦难诉。不过三伯性格内向，忠厚老实，对群众的轮番批斗，对干部的颐指气指，总是逆来顺受，从不说半个不字。你叫送信就送信，你叫修路就修路。你开批斗会，他就头一个站起来，弯腰低头，一动不动，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骂什么就是什么。他的恭顺老实、自甘屈辱的样子，让那些怒气冲冲的批斗者也无从下手。所以，每次批斗会，不是地主的马老九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而确是地主的三伯，却很少遭人殴打。又一次，我对土改老干部老聂说：“马老九划成地主，实在冤枉;可是，三伯划成地主，也有点吃亏呀!”老聂说：“老九有点冤枉，三伯一点也不亏!”我跳起来说：“三伯勤俭持家，累死累活，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了份家产，我们却把人家的家产剥夺了，给人家扣个地主帽子，常年受到批斗，这还不亏吗?”老聂说：“那没办法，这是*策。当时按照*府下发的划分成分的标准，马老三地地道道是个地主!他拥有那么多财产，雇了那么多长工，富甲一方，威风八面，不给他划成地主，谁还是地主!闹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分田产’。如果斗一个地主，再问问他这财产是继承来的、是劳动挣来的，还是剥削来的?那革命还怎么个闹法?”三伯虽然逆来顺受，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但内心的痛苦和压抑可想而知。他没有等到四类分子摘帽的那一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便抑郁而终了。三、企图“变天”的地主我们村还有一个聂姓地主，我在这里暂且称他为聂生。他的悲惨下场，让每一个知情者唏嘘不已。他是一个孝子，对父亲、叔叔、伯伯极尽孝道，殷勤伺候，嘘寒问暖，他的父辈们都将他视如己出。他的叔叔、伯伯在女儿出嫁以后，就和他的父亲一样，把他作为自己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年左右，他居然先后继承了6份家业，土地达到近亩，房屋20多间，牲口10来头。别人几辈子辛辛苦苦也挣不来的家产，他居然轻轻松松挣来了!人们说他是“闭门家中坐，福从天上来!”他又是一个“恶人”，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不善与人沟通，两句话不合，就与人大吵大闹起来。而且语言粗鲁，得理不饶人。几年时间，几乎把全村人都得罪个遍。一次，他背着手，昂着头，到上洼地里查看自己的庄稼。听到地头有人在嘀咕什么。一个说：“你看人家聂生，来看自己的庄稼，头都昂到天上啦!”一个说：“有什么值得烧包的?都是承人家的业，当别人的孙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听到此话，从地里跳到地头：“谁在嚼舌头?放你娘的狗屁!老子继承人家的家业，老子有这个福气!老子有这个命运!你咋不继承哩?你个穷酸*，倒霉蛋，羡慕人家有钱啦?嫉妒人家有地啦?想瞎你那狗眼!想烂你那狗肺!”一阵狗血喷头，吓得那几个背后说闲话的农民不敢还嘴，仓皇逃走。更令人可气的是，他雇长工和短工，除了本村几个近门亲属以外，一般不用本村的人。每到农忙季节，收麦打场，收秋播种，他宁可到外村找一些老人、妇女过来帮忙，也不用本村的人。眼看着外村的老人、妇女干罢活，在聂家吃饱喝足以后，背着大包小包的粮食(报酬)谈笑而归，我们村的老人妇女的眼睛都红了，忿忿地骂道：“该死这聂生!把好事都给了外村人，不把本村人放到眼里!”本村有几个小伙子，不想到外地扛长工，就找到聂生说：“聂生叔，我们有把子气力，想跟上你干活，喂牲口、赶马车、犁耙地，都行。”聂生说：“我这里的长工已经招够了，不需要人了，请你们另谋高就。”这几个小伙明知道这是在推辞，马上说道：“我们来干，吃住可以在家里;工资也可以降低，他们是每年10担麦子(斤)，我们只要8担，行不行?再不然只要5担，行不行?”聂生依然脸一扳，手一摆，连声说道：“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剥削本村的人呢?我这庙小，怎能盛下咱村的大神?不行不行!”几个小伙一出门就骂道：“聂掌柜不得好死!”这里要说说“长工”这一用于旧社会的专有名词。在我们的正统作品里，长工，是被压迫被剥削、令人痛苦的词汇。其实，旧社会地主雇长工，就和资本家雇工人是一样的，很少有强迫的、被逼的、抓来的，大都是自觉自愿的。长工给地主家干了活，地主就要给长工开工资(大都是粮食)。你觉得合适就继续干，你觉得不合适就可以甩手走人。地主如果虐待长工，长工就可能消极怠工，精明的地主对长工总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更不会拖欠工资。长工在地主家领了工资，就可以养家糊口。一个长工干一年，可以养活婆娘娃子几口人没问题。所以，刘少奇在建国之初就说，资本家剥削有功，我们欢迎剥削!道理就在于此。在文化大革命忆苦思甜时，我们村一位老长工竟然说：“旧社会我给地主扛长工，一年能挣斤小麦，一家人常年白馍不断;新社会我成了国家的主人，辛辛苦苦干一年，连50斤小麦也挣不下，常年吃不上白馍……”这是后话。年，我们这里换了新天，首先要搞土地改革。聂生毫无疑问成了我们村最大的地主。他的所有土地财产都被统统没收，然后分给了所有的穷人。由于他平时不为人，脾气暴躁，骄横跋扈，得罪人最多，所以在批斗地主分子时，他遭受的皮肉之苦最重。那些受过他叱骂的人，受过他虐待的人，受过他蔑视的人，现在一个个跳了起来，以百倍的仇恨叱骂他，摧残他，讽刺他。但在当时，他还没有性命之忧。本村和邻村的几个有血债、民愤大的地主，都被枪毙了(当然，如果逃跑出去到了远方，隔几年又回来，也死不了)。聂生虽然恶名远扬，但在本村雇的长工很少，无法控诉人家的“压迫、剥削”罪行。那些当年在聂家碰壁的人，总不能说：你为什么不雇佣我们做你家的长工?为什么要雇外村人做长工?这话说不出口，只是对他平时的骄横跋扈出言不逊十分气愤。因此，在第一波土改时，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伤痕，但谁也不敢要了人家的性命。对聂生来说，这些被拳打脚踢制造的外伤还是次要的，最难受的是心里的创伤。他实在想不通啊，太生气了啊!心里像刀割一样一阵阵发疼。明明是自己的土地房产，怎么一转眼变成了别人的东西?我一不偷，二不抢，我的所有的财产都是由于我尽了孝心，我的父亲、伯伯、叔叔赠与的。我一没压迫，二没剥削，凭什么要把我的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分给那些不务正业的穷光蛋?他抚摸着头上的伤疤，一瘸一拐地来到田野里，东走走，西转转，南望望，北看看，啊，这儿是我的地，被张三种着;那儿是我的地，被李四种着;王五成天好吃懒做，挥金如土，把他家的财产耗光了，又来分了我的土地，地里的野草长满了，这不是糟蹋土地吗?张六这家伙曾经扒过我的地头，偷过我的庄稼，专门和我作对，凭什么把这块上等好地分给他?天啊，这世上还有理没有啊!他回到家里，从抽斗里翻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道：张三在东洼地种了我五亩，李四在西坡地种了我三亩，王五在南岭种了我六亩，张六在北坡地种了我四亩……写好以后，就把这个小本子塞到一般人难以够到的大衣柜顶上。如果这个小本子永远就放在那里，或者放在一个更隐秘的地方，人们永远见不到，那就一切平安，万事皆休!聂生就可以好好地活下去!不料那日，聂生老两口为一些琐碎家务事争吵起来，吵着吵着竟动起手来，老婆拿起笤帚一挥，竟然把大衣柜上的小本子打掉到了地上。恰好被一位前来看热闹的村干部捡了起来，只翻了一页，便扭头出去。聂生上前争夺，已经来不及了!聂生当时还以为，那个小本子上，无非是记了我的土地谁种了、谁种了，那也是实话，有什么了不起的!自己的土地白白被别人种了，谁能不生气?大不了再批斗老子一回罢了!谁料想，这个小本子报到上级后，县里有关部门立即传来指示：聂生这个小本子，就是地主阶级的“变天账”!对于妄图变天的阶级敌人，一律枪毙!判处企图变天的聂生死刑，立即执行!不过，乡、村干部另有高招。在枪毙聂生的前几天里，集中批斗两天，用以震慑敌人，教育群众。于是，聂生被结结实实五花大绑，然后吊到村中的大槐树上，让全村的老百姓都来观看，让“变天账”上记着名字的那些贫下中农，手持棍棒鞭子，狠狠地抽打他，批判他。直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两天后，聂生被押到东洼地里，执行枪决。一声枪响，一道冤*悠悠归西。聂家突遭横祸，一家人吓得哭不出声来。正应了那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的老婆关起门来，哭了几天几夜，她后悔啊，不该和丈夫打闹，暴露了那个小本子，把丈夫送进了地狱!她为此害了一场大病。然而大病未愈，她就得参加四类分子会议，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主婆”。几年时间，又惊又怕又悔又气的她便抑郁而终……看了我们村几个地主的曲折经历和悲惨遭遇，我们该说什么呢?不错，以中国之大，像艺术作品和教科书书中宣传的*世仁、周扒皮、彭霸天一类的恶霸地主，也一定有。但是，像我们村里的这些小地主，被一阵狂风吹来的地主帽子，一定是绝大多数!这些靠继承遗产得来的、靠勤俭持家得来的、靠善于经营得来丰厚家产的地主们，也大都落了个悲惨的下场，甚至死于非命。反观我们的闹革命、搞土改、划成分、致力于阶级斗争，不停地“继续革命”，轰轰烈烈闹了半个世纪，现在该有何反思呢?版权声明除特别注明均来源网络。我们注重分享，版权归原作者。如有异议请告知，我们会及时删除长按识别图中